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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党与对立派的党争,争的是个啥?

(2021-05-14 07:45:0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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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文化

明朝

分类: 随感杂谈一

东林党与对立派的党争,争的是个啥?东林党与对立派的党争,争的是个啥?

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,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(神宗长子)为皇太子这条主线,在“梃击案”、“红丸案”、“移宫案”三案中,激烈争斗,其间,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。

明末党争始于所谓“争国本”。“国本”,指皇帝的继承人。国本之争,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。

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,皇长子朱常洛(后来的光宗)是妃子王氏生的。万历十四年(公元1586年),朱常洛五岁时,明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。按照封建礼制的“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”,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。但是,明神宗宠爱郑氏,不仅封她为贵妃(朱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),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。

内阁大学士王锡爵、沈一贯、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,但他们怕触犯皇帝,有时态度暧昧。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,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,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,纷纷上书,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。立长是名正言顺,明神宗不好公然违反“祖制”,所以,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。

万历二十一年(公元1593年)正月,明神宗下诏,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、朱常浩同时封王,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,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。包括顾宪成、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,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。明神宗迫于公议,于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。

不仅许多朝臣,就连明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,也坚持立长,因此,万历二十九年(公元1601年),神宗只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神宗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,但是,又不让他到封地洛阳去,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四万顷为借口,继续将福王留在宫中。

当时,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内阁大学士,上疏坚决反对。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,万历四十三年(公元1615年)三月,神宗皇帝让福王赴洛阳,授给他的庄田也削减了一半。这就是“福王就国之争”。

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后,郑氏集团仍谋夺取皇位继承权,一再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,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;梃击案,红丸案,移宫案。

梃击案: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(公元1615年)五月。一天,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,从东华门直奔内廷,闯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,打伤了守门的侍从,一直闯到前殿檐下,才被抓住。神宗下令审讯。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,说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颠病人,企图糊涂结案,而内阁首辅、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。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,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,迫使张差供出:是名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,“令我打上宫门,打得小爷(指太子),有吃有穿”。这两个太监是郑贵妃宫内的。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,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,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。神宗只得亲自出面,在慈宁宫召见群臣,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,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太监在内廷打死,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。而王之寀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,明神宗将他削职为民。

红丸案:万历四十八年(公元1620年)七月,明神宗病死,皇太子朱常洛继位,是为光宗。当年八月,明光宗得病,宫廷医生崔文升进了泄药,光宗服后,病势加重。鸿胪寺丞李可灼,自称有“仙方”,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红丸后,不出一天,在万历四十八年(公元1620年)九月初一日,突然驾崩,于是,廷臣大哗。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,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。东林党人杨涟、惠世扬、高攀龙等先后上书,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,是郑贵妃心腹,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加以庇护。还联系梃击案,声称张差谋逆,是郑国泰主谋。由于,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,此案未予追究,直到天启四年(公元1624年),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,崔文升贬谪到南京。

移宫案:明光宗刚刚继位时,郑贵妃为了控制他,将自己宫中的李选侍(选侍是没有封号的宫嫔)送给光宗,很得光宗的宠爱。光宗死后,由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,李选侍也应立即迁出宫内正殿乾清宫。李选侍企图挟制朱由校以弄权,仍与朱由校住在乾清宫,不肯迁出。她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,去贿赂首辅方从哲;又放出风,说皇长子年幼,宜由李选侍以太后身分,垂帘听政。东林党人杨涟、左光斗等人指出,皇长子已经成人,并揭露说,这是“将借抚养之名,行专制之实”。惠世扬更大胆指斥“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,丽色藏剑”,并指责,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,同她勾结。在这场争议中,郑贵妃、李选侍、方从哲不仅理亏,而且,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,所以,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。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,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,摆脱了郑贵妃、李选侍的挟制,于万历四十八年(公元1620年)九月初六日即位,是为明熹宗。

争京察:在围绕皇位继承权进行争斗的同时,东林党人同反东林各派展开了尖锐的权力之争。这表现于许多方面,主要是争“京察”。

京察,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,规定六年一次,称职者予奖或晋升,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。争京察,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。万历三十三年(公元1605年)的京察,由东林党人、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。他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人,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。沈一贯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,未遭处分,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。

不过,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,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、欺上瞒下,沈一贯也被迫谢病不出,于次年退休。万历三十九年(公元1611年)京察时,东林党人、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,这一次,齐、楚、浙、宣、昆等党一些人物被罢了官。但是,在南京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。原来明朝明成祖在永乐十九年(公元1421年)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,仍在南京(时称留都)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。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,是齐、楚、浙党方面的官员,他们排斥了所有支持东林党领袖李三才的东林党一派的人。万历四十五年(公元1617年)京察时,方从哲秉政,齐、楚、浙等党多居要职,于是,又排斥了东林党人。终万历一朝,东林党人大部分时间不掌握朝政,所以,在京察中基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他们支持熹宗继位后,才受到重用。熹宗天启三年(公元1623年),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是首辅,赵南星则以左都御史身分参与主持京察,他痛斥齐党亓诗教、楚党官应震等人,坚决罢了他们的官。

(本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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