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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疑案:是梅尧臣作书黑范仲淹,还是另有人作伪?

(2020-08-27 07:00:07)

北宋疑案:是梅尧臣作书黑范仲淹,还是另有人作伪?

北宋疑案:是梅尧臣作书黑范仲淹,还是另有人作伪?

在范仲淹的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中,留下了千古名句: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范仲淹做为一个北宋时期的官僚代表,能有这样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,实在难能可贵,完全可以媲美今天常挂在口头上的“为人民服务”。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,其生前死后,也多遭人毁誉,有关范仲淹的这段遭人毁誉公案,就出现在北宋梅尧臣所作的《碧云瑕》一书中。

此文中的范仲淹,与我们熟知的那个为政清廉,刚直不阿,体恤民情,力主改革的范仲淹判若两人,原文这样写道:范仲淹喜欢结交群小,这些人为其摇旗呐喊,又善于笼络一些小有名气的人,为其羽翼,故而声誉日隆,在其结党营私下,一步步走上了政治权力的中心,官拜参知政事(相当宰相)。宋仁宗即位后,对于手下大臣非常熟悉,也知道范仲淹并没有多大本事,颇有些瞧不起他。为了考察范仲淹的能力,皇帝亲自给他下了一个套,私下里让其面呈治国方略,看看他究竟有无真才实学。范仲淹以策论进献皇帝,果然言之空洞,一无所长。皇帝御览之后,冷笑数声“不过老生常谈,官样文章而已”。于是,下令范仲淹把中枢位置让出来,把他贬谪到河东任陕西宣抚使,此后多年不曾起用,其先后辗转邓、青、杭三州任地方官,范仲淹在地方任职期间,专事野游,不务正业,其执政方略实在荒谬可笑。之所以落魄到如此地步,是因为他自认为做了执政以后,皇帝讨厌他平日做派,所以不再招揽群小,笼络名士,没有了这些人的鼓噪呐喊,想办法出主意,其不学无术的丑恶行径得以完全暴露出来。

说实话,习惯了青史上范老的正人君子形象,猛然看到这段文字,着实让人吃惊不小,老范竟然在当时同为名臣、诗人、文学家的梅尧臣眼里,会是这样一个猥琐不堪、不学无术的官场混混,这还是那个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,居庙堂之高则为治世之能臣的范文正公吗?可在《碧云瑕》这本宋人笔记中,还有更猛的料,说范仲淹少年时代,家庭非常贫困,为了摆脱困境,颇有心计的小范,结交了当时财大气粗的官员范仲尹并自命为其族弟,互为援手。范仲淹在中举之前,本名朱说,自此,改朱为范。后来做了谏官,因攻击当时朝廷的重臣吕许公而获罪,范仲尹也遭到贬逐。范仲尹因为在宰相衙门探听消息,私下透露给范仲淹,因此,手握重权的吕许公将其贬为最低职级官员,仲尹自此家道中落。此人原本非常富有,但已经被范仲淹挥霍无度给糟蹋光了,自范仲尹贫穷后,范仲淹再无接济之心。

梅尧臣何许人?竟对范仲淹如此鄙薄,象这样触目惊心的攻讦之词,竟然堂而皇之的流传于世上,且范文正公的后代们也不以为忤。要知道,老范了得,他的儿子更不是孬种,老范的儿子范纯仁,后来也做过当朝宰相。梅尧臣,字圣俞,人称宛陵先生,北宋著名诗人。与范仲淹生活在同一时代,但二人并没有同朝为官,梅尧臣一直做的是主簿、县令等低级官职,直到五十岁时,才被宋仁宗赐为同进士,为国子监值讲,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(职三品,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),并参与编撰《新唐书》,此人为人诚厚,为官清廉,且亲民惠民,在地方任职期间很有政绩,其诗词创作亦具有极高声望。梅尧臣入值中央时,范仲淹已经因新政失败而被免职贬入基层任市长一级官员。按照梅尧臣人品与行事风格,似乎不该与范仲淹这位在朝在野都有极高声望的名臣发生龃龉,更有可能的是两人应该惺惺相惜才对。

难道事出有因?果然,《碧云瑕》一书流传在世面上时,宋人王至就曾经为梅尧臣和范仲淹打过抱不平。王认为,此书是当时无良读书人魏泰伪作,这个叫做魏泰的读书人,从小喜欢斗勇逞强,曾经在考试时,因对考官不满,拳脚相向,差点把监考老师给打死,按照大宋律法,此人终身不得被录用。但这个人喜欢博览群书,很是有些小聪明,善于用歪点子,故而“邪才横溢”,尤喜欢伪托当时名人作书,曾经假借武人张师正之名,作《志怪集》、《括异志》、《倦游录》等,所以,王至认为《碧云瑕》一书为魏泰伪作,魏泰以个人的喜怒而诬蔑陷害前贤,假名梅尧臣,毁及范仲淹,因此天下人皆不服也。王至还认为,当时的范仲淹与欧阳修以及梅尧臣(梅是欧阳修推荐给仁宗的)同为朝廷效力,政见虽不同,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交往,然梅尧臣之后,其子孙再无做官者,似乎是因为与范仲淹政见不同,而导致梅的泄私愤,所以,魏泰借假梅尧臣而欺世盗名也。

不过,这种说法很快就受到了宋徽宗时代的文人邵博质疑,邵博在他那本后世流传甚广的《邵氏闻见录》中说,王至的出发点是好的,假如此书真是魏泰所作,那么,范公可以免受不白之冤,而梅尧臣也可以不失为君子。但是,因为梅尧臣很早就认识范仲淹、欧阳修以及文彦博等人,并且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相上下,唯独梅一直没有发迹,不能排除他没有怨恨之意,我这里有诗为证,梅尧臣在范仲淹死后所写的那首《闻范公讣诗》中写道:“一出屡更郡,人皆望酒壶。俗情难可学,奏记向来无。贫贱常甘分,崇高不解谀。虽然门馆隔,泣与众人俱。”邵氏接着写道:“夫为郡而以酒悦人,乐奏记、纳谀佞,岂所以论范仲淹?尧臣之意真有所不足邪!”,邵氏言之凿凿此《碧云瑕》一书就是梅尧臣所作。

孰是孰非,后世史学家有过定论,认为魏泰是北宋诬蔑小说的代表人物,《碧云瑕》一书应该确认为魏泰假借梅尧臣之名的伪作。然而,在后世稽录的野史书目和古代小说目录中,《碧云瑕》的作者梅尧臣赫然在列,这就说明,梅、魏作者之争,“版权”归属在史学界仍然有着较大分歧。

看似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,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了。众所周知,梅尧臣虽与当时名宿欧阳修、范仲淹等人兴趣相投,但政见却完全不同,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,而欧阳公和梅氏是保守派,政敌之间的相互攻讦司空见惯,依欧阳修个性做不出来,但梅尧臣未必就不会做。再者,梅尧臣的经历,很可能让他对范仲淹相当不满,范时为执政,却不能在政治上提携梅,直到范被贬黜,欧阳修才将其举荐给皇帝,而此时梅已经五十岁了,这个年纪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,恐怕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,心中这份懊恼和不满,早就已经郁积已久了,再看看两人后代间的差距,范的几个儿子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,最有名的儿子范纯仁后来做到了宰相,而梅的后代却不能靠其荫佑,再无出头之日,这就是邵博所说的原因之一。还有,从范仲淹死后梅尧臣的表现来看,梅尧臣对范仲淹是不太恭维的,内心里也是不大认可的。还有一个文人间的潜规则作祟的原因,记得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那段公允而有名的评价,“古怪的模范官僚”,梅尧臣不是吗?虽然他在任地方官时,对当地做出了许多贡献,但文人相轻的毛病,未必就不会出现在“古怪”的官僚梅尧臣身上。

公允的说,梅尧臣也好,魏泰也好,对于范仲淹的诬蔑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,范仲淹两岁时,时任徐州当地驻军司令秘书的父亲就去世了,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村民,范仲淹也改叫朱说(悦),长大后有出息了,才换回自己的姓名,在范仲淹贫穷时,是一个叫做范仲尹的中层官员接济了他,此后范被皇帝仁宗赏识而平步青云,直到当上宰相,在入仕的过程中,范仲淹不乏结交一些对他有用和有过帮助的人。于是,这件事就成为了政敌们攻击的口实,比如当时的著名人物王安石就曾经批评过他“好广名誉,结游士,以为党助,甚坏风俗”。当然,范仲淹绝不是一个尸位素餐,不学无术的官场老油条,相反他雄才大略,一心想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,他上疏仁宗的著名的新政纲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国家弊政,也拉开了庆历改革的序幕。

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中,范仲淹对吏制改革可谓苦心孤诣,他提出“抑侥幸,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”和“精贡举,即严密贡举制度”。这就自上而下,杜绝了一些依靠举荐和沽名钓誉之人攀升仕途的希望,触犯了象梅尧臣这样来路不名又非常难堪的人,和王安石这样以退为进的人,难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。而梅尧臣一生科举无望,直到五十岁时,才被皇帝赐了个同进士,这种难言之隐,绝非一洗了之那样简单,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简单而特殊的原因,而招致梅尧臣萌发了对名臣范仲淹的“嫉妒羡慕恨”,不惜矫作《碧云瑕》一书,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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